“王安石的一生没有大家传统认知上的老师，又或者，他的老师有一点抽象。
    他此生的三个老师，分别是书籍、朋友以及现实。
    前面提到过，王安石二十二岁就高中进士，而且是在四百五十名考生中，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。
    但也有一种说法，说他本该是状元，只是在答卷中有抨击朝政的言辞，所以才被降为了第四。
    也许，对现实的思考，从那一刻就已经涌动在了王安石的心中。
    不过，这第二种说法的真实性无从考证，因为从后来的结果看，他当年的对手阵容也不可谓不‘豪华’。
    王安石是在仁宗皇帝庆历二年中的进士，同年第一名叫杨寘（tian第二声），但状元是不是名副其实已经无从得知，因为他不幸短命夭亡。
    但第二名王珪和第三名韩绛却是真材实料，这两人都和王安石一样，当过宰相。
    无论如何，现实情况就是，王安石当官的时期，北宋的社会内部已经淤积了太多的复杂矛盾。
    对外，宋廷和契丹人签订了‘澶渊之盟’，每年要向辽提供白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，以‘助军旅之费’，这是王安石出生前十七年发生的事情。
    同时还要给西北方向的西夏岁币绢十五万匹，白银七万两，茶叶三万斤，以保证西夏向北宋称臣，保‘国泰民安’。
    到了庆历四年，给辽国的‘赏赐’已经增加到了白银二十万两，绢三十万匹的天文数字，几乎是当年澶渊之盟的翻倍。
    钱从哪里来？自然是分摊到了百姓的头上。
    王安石就曾经写诗来哀叹这段苦痛历史对百姓的伤害——
    《河北民》
    河北民，生近二边长苦辛。
    家家养子学耕织，输与官家事夷狄。
    今年大旱千里赤，州县仍催给河役。
    老小相依来就南，南人丰年自无食。
    悲愁天地白日昏，路旁过者无颜色。
    汝生不及贞观中，斗粟数钱无兵戎。
    也许正是王安石在地方任职的时候，见识到了民多艰辛，才在后来面对自己身上的不幸时，会发出 ‘人之多不适意，岂独我乎’的感慨，这是现实交给王安石的第一个知识。
    但百姓的艰苦显然不止来自于外患，它更是来源于内忧。
    地方层面，北宋立国百余年，豪绅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。
    中枢层面，腐败、冗官、官吏无能等体制性弊病丛生，进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。
    从整个社会层面，奢靡之风日盛，从上到下都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，处处弥漫着享乐主义思潮。
    有志之士已从帝国的歌舞升平之中，嗅出了大厦将倾的隐患和风险，虽然可以勉强维系好些年头，但若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王朝必将走向崩溃的深渊。
    这种背景下，以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、欧阳修等庆历新晋官员主导的改革拉开了序幕。
    但讽刺的是，与三十年后的王安石改革相比，此时的改革派，又显得过于保守，只局限于表层问题，未能触及根源，反而到后来成为了保守派。”
    屠龙者终成恶龙！
    类似的故事，大家早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。
    但历史总是在以惊人的相似度，在重复上演！
    也许就像顾知书曾经在某期《深夜巷话》里说过的那样，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,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！
    安卉在笔记本上书写，对今晚这一期《故事人生》的兴趣，她比过去的任何一期节目都兴趣更大。
    倒不是王安石的魅力，要超过苏轼尼采等人，而是他关注的领域，十分宏大，有显着的现实意义。
    对于一个积弊严重的社会，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没落的风气，身处其中的个人，要凭借什么样的力量， 才能撬动这个万斤巨人？
    对安卉这个出版社的主编而言，这个命题拥有沉重的力量。
    比起风花雪月的诗词，她个人对这种沉重的话题更感兴趣，也对这个宏大命题下的个人，怀抱有崇高敬意。
    无论结果如何，当个人的眼中，看见的是朝代的顽疴，并且还身体力行去进行大手术。
    也许这柄手术刀会割到大动脉，会引来非议，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
    但有病，就得治！
    这是世间常理，是铁一般的规律。
    至此，王安石这个名字，在她心目中已经彻底变得栩栩如生起来。
    最初只是一个苏轼政治生涯中的政敌，一个绊脚石。
    后来变成了一位“急功近利”，“肆意妄为”的古板官僚。
    到现在，她眼中所看见的，却是一位从苦难中成长，目光如炬，能见微知着，洞察帝国弊病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改革家。
    只是不过，让人不免遗憾的是，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，她好像早已被剧透，会以失败的结局收尾。
    但即便如此，通过顾知书对北宋朝廷内忧外患的种种描述，还是不免让人内心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。
    追逐烈日的夸父，向神发起冲锋的骑士，哪怕结局是注定的，你能说这种壮烈的行为，没有意义吗？
    并不能！
   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属于是人类勇气的赞歌，是责任，是担当，是道义，更是热爱！
    如此炽热真挚的情感，你怎能不去称赞和歌颂呢？
    其中展现的权谋、智慧、斗争和妥协，更是值得反复回味咀嚼，这些，才是真正的精华，是充足的养分，是可以值得你人生变得更好的、真正的老师！
    安卉已经对接下来的改革大戏，变得迫不及待起来。
    “关于三个北宋社会最严重的问题，王安石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，不随波逐流。
    关于土地兼并，他曾写过一首诗表达自己的观点，诗名很直白，就叫《兼并》。
    ‘三代子百姓，公私无异财……
    有司与之争，民愈可怜哉。’
    他在诗中描绘了夏商周三代圣王爱民如子，国家与百姓财产公有的理想社会。
    王安石认为皇帝应该掌握天下大权，所有的财富分配都应出自天子，如果不能实行强力的中央集权，地方的官吏就会凭权力自肥。
    他还说，某窃谓百姓所以养国家也，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！
    这方面的态度他终其一生都未尝有丝毫改变。
    有意思的是，苏辙也读过王安石的这首《兼并》，并且提出了反对的意见，一如他石头般的性格一样尖锐深刻。
    苏辙说，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，贫民安其贫而不匮，贫富相恃以为长久，而天下定矣。
    王介甫，小丈夫也，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，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，不知其不可也。
    放在今天的语境里，就等于指着王安石的鼻子说你仇富，你想劫富济贫，你掠夺那些勤劳致富者的劳动所得，你是酷吏！
    谁对谁错，这里不予置评，请各位听众朋友自己内心评估衡量。
    关于治政的问题，在古代，有个阶层叫做胥吏，所谓胥吏，就是官僚体系里的基层人员，他们是朝廷一切政策的最终落实者。
    有朋友可能会问了，这不就是官吏吗？
    还真不是。
    传统士大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官员，其实并不乐意参与具体而琐屑的行政事务，他们追求的是以儒学思想，教化百姓，往往只是地方名义上的一把手，实际上具体操作都落在了胥吏的身上。
    依王安石的说法，就是今世胥史，士大夫之论议常耻及之，惟通古今而明者，当不以世之所耻而废人之为善尔。
    这种模式有好有坏，好处在于，由于基层胥吏基本是固定不流动的，而官员却总是会被调来调去，所以有胥吏在，即便官员流动再频繁，甚至出现暂时的空缺，也不会影响地方政务的正常开展。
    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胥吏就是铁打衙门最核心的建材。
    但胥吏是不能领朝廷俸禄的，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经手的事务挂钩，等同于是从百姓身上收取手续费，且社会地位不高。
    如此一来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也就不难预见了。
    胥吏又没有前程，又没有俸禄，又手头掌握一定权力，还长期扎根在一个地方。
    久而久之，成为当地一霸，欺压鱼肉百姓的情况屡见不鲜。
    而那些真正想为百姓为朝廷办事实的胥吏，又因为没有官身，晋升无门。
    王安石手下有个‘司法吏’，叫汪元吉，王安石就专门为他写了篇文章，希望朝廷能给他破格晋升的机会，他写道：
    其为吏廉平，州人无贤不肖，皆推信其行。喜近文史，而尤明吏事……
    由此可窥见王安石的现实主义思想，第一，他不拘泥于墨守成规的社会现状，思考问题从实际出发，第二，他重视有实务能力之人，唯才是举。
    关于社会的奢靡风气，王安石在地方治政时，也想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，扭转这种不正之风。
    嘉佑二年（1057年），王安石知常州，要说这常州，相信大家不会陌生，苏轼和常州缘分很深，先后去过常州十一次，最后去世也在常州。
    但你结合苏轼的政治生涯，也可想象，能让苏轼多次前去的地方，通常也不是什么好去处。
    当年的常州，灾害连年，天地荒芜，当地官吏治政又不善，民生凋敝。
    诗人梅尧臣曾作诗写道，王安石前任的官员，鲜衣怒马，前呼后拥，排场极大，而王安石则是‘革辔陪泥乌。款行问风俗，低意骑更驽’。
    王安石与梅尧臣应酬时所写的诗，也脱离了风花雪月，甚至超越了对一般日常事物的歌咏，达到了讽喻警句的境界。
    比如王安石写的《耕牛》——
    朝耕草茫茫，暮耕水潏潏。
    朝耕及露下，暮耕连月出。
    自无一毛利，主有千箱实。
    睆彼天上星，空名岂余匹。
    这就是王安石的诗词风格，《兼并》、《耕牛》、《河北民》！
    他眼里所见，皆是民间疾苦，他心中所思，皆是朝廷弊病！
    然后，在嘉佑三年（1058年），三十八岁的王安石，结束了他在地方上的历练升级，回到朝廷中枢，以一封‘万言书’拉开了自己大展宏图抱负的改革大幕。
    王安石的这封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与十一年后苏轼给神宗皇帝的上书，堪称北宋万言书双壁。
    大概内容比较复杂，我尽量以简单的概括形式，让大家能有基本的轮廓了解。
    首先，王安石按部就班地对仁宗皇帝一通乱夸，说仁宗皇帝您是一位多么英明的执政者啊，天生聪慧，后天勤勉，有您在位执政，简直是天下万民的福气！
    【陛下有恭俭之德，有聪明睿智之才，有仁民爱物之意……】
    听听，听听，苏轼和苏辙你们兄弟俩听听！
    现在知道人家王安石凭什么能在宰相位置上呆那么些年了吧，都是学问！
    然而，王安石夸完之后，就笔锋一转，开始揭露现实情况。
    ‘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，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，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’。
    他直接点出我们朝廷和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客观现实。
    但是，这能怪我们英明神武的仁宗皇帝陛下吗？
    当然是不能的！
    为什么在圣明君主的治下，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呢？
    王安石认为，这些都是历史遗留问题！
    简单来说，就是现在的国家法度，偏离了‘先王之政’！
    仁宗皇帝您不仅自己聪慧勤勉，您身上流传着的，都是尊贵的王室血液，基因里就注定是个优秀的人。
    为什么基因里就优秀呢？因为您有一位极其优秀的祖先啊！
    先王之政是好的，但后来却被那群不争气的官吏给带偏了，所以仁宗皇帝你要做的，就是恢复先王之政，如此才能明法度，礼乐行政！
    没错，相信诸位也看出来了，王安石的政治思想，一大特征就是‘好古’。
    或者说是扯古代先王之政的大旗，对于以孝治天下的古代社会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招数。
    但王安石‘好古’，‘师古’，但却不‘复古’，他法其精神而不效仿其形式，体现了他的变通与圆滑。
    紧接着，王安石就顺势提出，要使用正确的人，才能让善法在地方得以顺利施行……